On the way

1．关于《弗莱切尔建筑史》和“建筑之树”
　　《弗莱切尔建筑史》在首版后取得巨大成功，在该书前三版里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为主题，按时间顺序一一描述。第四版起，将东方等非欧洲建筑以“非历史性风格”为主题编如书中，同时第一次出现了“建筑之树”，这样的体系一直延续到第十六版并被中国建筑师所熟知。十六版以后的编者以全球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建筑文化，产生了观念上的变革，尤其是二战后对古典建筑一统建筑理论局面被打破，我们就更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建筑理论，而不是一味指责变革前的错误。
  
2．西方建筑文化观念的变革是导致对非西方建筑文化新认识的根本原因
　　西方建筑文化自身的观念之变革带来对全球建筑文化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包括了非西方的建筑文化，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建筑文化。二战后，西方将建筑学研究领域扩大到非欧洲建筑，打破古典主义建筑理论，最著名的是鲁道夫斯基的展览和出版物《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建筑及其他相关学科开始将眼光落在历史文明的具体形态上，而不再是出于政治或别的目的。第十七版的《弗莱切尔建筑史》已反映出这样的变革。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这种变革是承上启下的，对之前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深化，也是建筑走向多元的开始。

3．对《华夏意匠》的误解
  李允禾的《华夏意匠》的基本观点、思路和写作方法是参照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李允禾的贡献是提供了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建筑学术之间的中介作用，我们的误解是将中介当成本原了。

4．从“建筑之树”到“文化之河”
  长期以来，人们过多的看重政治因素在文明史中的作用，以致于各个文明史成了国际地缘政治的依据，时至今日强调对抗性的地缘政治依然存在，将建筑文化附之于这种地缘政治是十分狭隘的。
  人居环境已是今天世界政治文化的核心，建筑理论应更注意发现与开发各个建筑文明体系中的合理成分，来为今天和未来的人类服务。
  李约瑟的“文化之河”较好的描述了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的文明史如同河流的形态，由各个支流汇至主流最后汇成大海。我们更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及世界建筑文化，中国建筑文化作为具备其悠久历史的一个独特文化体系之“河”，与其他建筑文化体系一样，已经并正在不可抗拒的汇流于世界建筑文明之“大海”。

对于中国建筑的学术体系，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来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梁思成先生作为这个体系最典型的代表，不得不选择他来研究。这里所指的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不单单指梁思成先生一个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包括林徽因及更广泛的人群和他们的观念，如早期“营造学社”一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自身充满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的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中国建筑学体系几十年来的一种悲剧性。

１．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首先，受家庭的影响，梁思成被培养出来的民族救亡意识和责任感是要强于别人的。在美国读书时他就坚定了研究中国建筑的决心。回国后，在当时受西方列强欺压，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更是激发了梁思成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日本人断言中国根本找不到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研究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去。针对这样的歧视，梁思成最初研究的方向就是寻找到早期木构建筑，直到１９３７年寻到唐代佛光寺大殿。在战争年代，面对美国的多次邀请，梁思成夫妇都不曾离开中国，坚持他们的建筑研究。解放后梁思成夫妇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在这两件作品中仍然体现了他们对民族样式的坚持。梁思成夫妇几十年的中国建筑研究生涯中，坚强的民族复兴信念是他们的根本支柱。

２．学术上的“古典主义”
梁思成在美国宾大接受的是学院派教育。美国早期的建筑教育，受巴黎国家美术学院影响极大，宾大在美国的建筑教育地位得益于著名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克瑞，他不欣赏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在欧洲兴起的那种以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反叛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而提倡循序渐进地简化和改良古典主义，为现代社会服务，他称之为"新古典主义"（也常被描述为"折衷主义"）。梁思成在宾大接受教育时，正是克瑞和古典主义在美国的盛期。学生时代的梁思成也曾对这种功能与形式脱节的新古典主义教育表示怀疑，当然只是在设计方面，对于这个体系在建筑历史研究方面的意义他从未怀疑过。

回国后怀着强烈的民族复兴感情，梁思成急于建立一个能与西方古典主义相抗衡的中国古典主义体系，西方古典主义学术观念很自然的被用来阐释中国建筑，从而陷入了对西方古典主义“文法”的套用，试图用西方的构图理论来完全阐释中国建筑。这种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立面进行构图比例尺度的定义，成为梁思成所诠释的中国建筑"文法"的核心成分。至今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仍然受其深远影响。

３．矛盾与悲剧
梁思成所借鉴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体系本身有其狭隘性，首先在对世界文明发展史方面，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弗莱切尔的“建筑之树”即反映出来。其次，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体系将注意力集中于统治阶级有纪念性的尊贵建筑上，即所谓的“主流建筑”文化历史，这是极其狭隘的。

当梁思成试图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学术体系去阐释中国建筑体系时矛盾就产生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文化是以人本主义为基本精神的，有很大的世俗化倾向。宗教方面，在建筑形态上都没有形成与居住空间环境完全的对立，更没有西方文化中与居住环境对比形成的神圣性和神秘感。宫殿建筑在建筑单体和庭院式布局上也与住宅建筑没有完全对立，而是有必然联系的，这些都与西方文化背景不同。

二战后西方传统的古典主义建筑观念在理论上受到挑战并最后得到了突破，但此时以无法影响梁思成及初步成型的中国大陆学界。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古典主义特色已经跟随政治上"民族主义的形式与社会主义的内容"之形势而根深地固了。
　　
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外国学术侵略而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但他用的方法却是西方古典主义的，这是根本的矛盾，又由于历史的延误，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影响一直存在。